洪門天地會與五大房的發展

作者：翟子睿

洪門天地會，長久以來在我國近代史發展中，一直都是影響力極大的秘密會社之一，其名稱之來由，就學者蔡少卿之研究，其名概取自於天地會內祭五祖詩，「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三拜日為兄，四拜月為嫂，五拜五祖，六拜萬雲龍，七拜陳近南，八拜兄弟和順。」，取其第一拜與第二拜之中的字眼，因而稱為天地會 (蔡少卿，1996：21)。另外，洪門名稱的由來，有諸多說法，依據學者陶成章之看法，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為名(蕭一山，1975：4)，又帥學富在《清洪述源》中提出，洪字即是漢字的省寫，取其漢失中土之意(帥學富，1962：44)。兩者名稱之差別，主要是當時歷史背景與組織中需求所形成。一般而言，洪門天地會，對內稱洪門，對外稱天地會。此外，因歷史的演進、內部組織的擴大、地方區域的特色等諸多因素，因而有各種名稱的出現，據學者蕭一山先生撰「天地會起源考」一文略稱：「天地會的名稱不一，普通所稱之三合會、三點會都是牠的別名，後來的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鉢子會、告化會、小紅旗會、小刀會、劍仔會、致公堂以及哥老會、青紅幫等都是他的分派。但又恐怕外人識破，又把天地會三字改寫為「靝

㞧」[1](蕭一山，1975：4)。而天地會之起源，長久來一直受諸多學者的探討，主要原因乃是洪門天地會在清代歷史上的作用、地位以及近代史中的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評價諸問題，一直為史學界所注目(秦寶琦，1988：7)。至於洪門天地會的起源時間與歷史事件，至今甚難有定見[2]，起源之說參雜神話故事與歷史事件，且組織發展與事件繁多，加以組織型態在當時背景下為一秘密會社，故難以考證。至於起源之地點，參照各家學說，起源於福建之說法，為大家所認定。就洪門天地會會簿所指出天地會成立之地點與時間，依據會簿之所記載的「西魯傳說」、「火燒少林」、「高溪廟結盟」[3]等有其相關性，主要時間點乃採至福建少林寺五僧逃至高溪廟結拜之時間點與地點為洪門內部所記載且認定，有關後來洪門天地會之詩詞、隱語、陣勢也以這三者為基礎進而演變發展。又依據學者莊吉發的研究指出，天地會的由來，就是異性結拜組織的擴大，後來的反滿革命運動，則為械鬪規模的擴大，具有濃厚的地方性色彩(莊吉發，1981：13)。至此，筆者認為洪門天地會之源起，不但與其名稱、歷史事件、地方特色、且與當時的環境、社會、經濟、歷史背景、政治等諸多因素有極大的因果關係。且隨著時間發展與組織的擴散，洪門天地會從福建一個民間秘密結社，後來發展到台灣、兩廣、江西、雲貴、湖南、江浙等省，並由華僑中的洪門成員帶往海外，在東南亞及美洲華僑、華人中廣為流傳，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華僑、華人中，都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

(1)藉由有效蒐集彙整及分析篩選資料的文獻分析法，以確定文件資料的性質與要點，從中找出可適用的理論基礎作為推論的依據。現階段有關洪門天地會的文獻大多以書籍、史料、口述記錄、內部會簿手抄本為研究之主體。本文主要研究之範圍以五大房的發展為主體，就五大房之發展，自前五房到後五房與現今之發展，因五房組織無隸屬關係，且洪門天地會之組織文化、發展、特性等因時間洗滌而源遠流長，若非在組織內部之領導人物與長期之觀察，難以全盤了解且探究。

因此，本文就文獻中有關五房之部分與研究作一概述，其中有吳兆清、赫治清(1996)就中國幫會的源起、發展與清末較主要的幫會，如：天地會、哥老會、青幫有一概論性的描述，且針對天地會的發展傳播與興起有一專章的介紹，且就五房在各地的發展有依詳盡的史料分析。又秦寶琦(2004)對清末民初秘密社會的蛻變，就清末民初的各秘密社會的活動情形作一詳細的介紹，又蔡少卿(1996)在中國秘密社會一書中，以社會史的角度對影響過中國歷史重要的天地會、哥老會、白蓮教、大刀會等敘述其發展與社會功能和歷史作用，且就對各房和幫會的發展作一解析。另我國學者莊吉發(1999)在清代台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針對台灣早期移墾社會的區域特徵，以及台灣地區會黨的轉化、社會作用進行深入分析，以及台灣各會黨的發展，就各房與會黨的結合有一詳盡的描述。又學者秦寶琦在清前期天地會研究一書中，對清代天地會有一綜合性的解析，且透過大量史料與文獻作出創新性的觀點，就天地會的創立源起時間有一創新性觀點，且就天地會發展時間點、地點與事件，發展背景有一綜合性的介紹。又帥學富先生在清洪述源書中也對洪門天地會與青幫等主要起源與精神作一介紹。另范校增、何崇校等學者所著之幫會奇觀一書中，就各洪門天地會與幫會的人士作一質性的訪談介紹，可謂是該領域研究中田野調查的先驅。另外，筆者尚從洪門三合會之會簿中，了解到許多洪門內部對各房之介紹與代表性詩歌、旗幟、發展。綜上所述，各專家學者大多以史料分析方式進行，部分由質性訪談方式進行觀察研究，其中，五大房之研究與專業性的見解就屬洪門內部會簿介紹深度為最多，但誠如前述，五大房之發展，非一朝一夕，且時間、空間等諸多因素影響，能有通盤且全面之研究，甚為困難。因此筆者只能就現有資料進行分析與了解，並透過洪門內部口述與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2)過往有關研究洪門天地會之相關文獻多為採用史料分析，以時間歷程對洪門天地會各相關主題作一介紹，因本文主要範圍鎖定在五大房之發展，五大房天地會組織中制度發展建構之重要環節，故筆者採用制度主義之研究途徑，所為制度延就途徑，大抵有新、舊(傳統)之別，傳統制度主義之研究，在行為主義研究途徑未發展風行之前，為二次大戰以前多數學者所慣採。傳統制度主義研究，受行為主義研究途徑之批判，主要在於其制度分析僅止於法規、歷史之總體性之描述與分析而已，未能掌握個人行為 及集體行為在制度中之運作現象，況法規、歷史是過去存在，是靜態現象，而政治組織或政治體制之運作，卻是動態現象，每因個人或集體行為之介入而異。不過至二十世紀末期即1980年以後，不少經濟、社會及政治學者另發現個人集體行為主要在制度規範下運作，且會配合或依循制度來作為，故發展出新制度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或neo-institutionalism)研究途徑，且視新制度是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風潮以來，另一股具有「知性說服力」學術主流思潮(Robertson，1993：1-36)。

何謂制度？何謂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首需嚴謹解析及掌握。制度既可以是規則，也可以是組織。一種制度可能是一項規則，藉由制裁的手段來指導各種行為；換言之，它是一種制度化的規範。制度也可以是一種行為體系，而受到一組規則所指導。因此，「制度」一詞既可以被定義為規範，也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機構(organs)或政府部門(offices)之組織或體系(何景榮，2003：5)。

《牛津英文辭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同時收納上述這兩種對「制度」的解釋，謂制度乃一個民族在政冶或社會生活中，所建立起的法律、風俗、習慣、慣例、組織或其它特性。其中，將制度視為法律，係屬規範性的解釋。另將制度解釋為組織或機構．則是行為學上的解釋方式。

就法律規範面言《牛津英文辭典》將制度解釋為，「一種規範性的原則或協定，用以滿足組織化社群的需求或是達成文明社會的共同目標。」

就制度的組織行為面，《牛津英文辭典》對「制度」之界定，乃「一種建置、組織或協會；創立的目的在於促進某些目標，特別是為了公共或大多數人利益。」，將制度解釋為一種建置、協會或機構，不只包含了規範，還包括行為、利益與信念體系上的意義。

1995年Crawford和Ostrom更謂制度乃「能夠塑造人類規律性行為的規章、規範、和共用的策略。是時，制度研究非僅止於法規之研究，已將政治行為之研究鑲入於傳統制度研究中以社會學影響為主的新制度論，其核心則為對價值、文化等超越個人之結構限制因素的關注、傾向方法論上的全體主義、與不排除規範性議題的研究取向。社會學制度論則是包含經濟社會學、新制度理論，與當代強調「系絡制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之「經驗社會理論」（empirical sociology）。

其中，屬理性選擇制度論之新制度經濟學者Oliver E. Will Iamson (2000:597)曾提出新制度論研究曾包含的四個不同的分析層次，包括：(1)「社會鑲嵌」(embeddedness)：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規範與宗教信仰，這是社會理論的層次，其研究重心不是「計算」的層面，而是文化的層面，(2)「制度環境」正式制度與遊戲規則，特別視保護財產權的相關機制(政體、司法體系與官僚體系)，(3)「治理結構」(governance)：遊戲規則的運作，特別是與契約的訂立與執行相關的交易成本問題，(4)「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由個人偏好出發的供需均衡(價格與產量)。

新制度論對於政治學的影響，在理性抉擇方面。是早期的理性抉擇論假設人有充分的理性，在一定的結構限制下，根據自己的偏好順序，會選擇最佳的策略，達到目的。因此理性抉擇論主要受到新制度論影響的是「結構限制」和「偏好順序」假設。現在的理性抉擇論者致力探討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如何產生不同的結構限制和偏好順序，以致於影響個人的理性抉擇(Coleman，1990)。

難怪理性選擇學派新制度論學者Kenneth Shepsle會認為，行為主義的成功事實上是代表社會學與心理學的成功，而行為主義之下所定義的人，與經濟理性思惟之下所定義的人，都一樣存在對人類行為「社會概念」成份不足的問題

[4]，新制度論的「新」，則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為研究基礎的學者，從研究制度來修正「政治生活的孤立概念」(the atomistic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life)( Shepsle，1986：133-134)。

社會學制度論中之制度的概念，所指涉的，乃是許多穩固的『跨組織關係』(supraorganizational relations)，包括政體、家庭、經濟、宗教與文化並可「制度」解釋為一種規則網絡，並替種種主要的行為提供社會生活中的架構。當制度被認為是由許多行為組成的架構時，制度將被視為一種整體性的行為(Alford and

Friedland,1985:16)。

其次，社會學制度論是相當強調社會現象的因果論述。發現組織或社會行為之產生，到底是以具有自主選擇權的人為主體，還是以超越人的結構限制為主體，即行為之產生是人自主選擇之結果還是人在制度結構限制下所產生之結果問題。這種兩難之問題，誠如歷史解釋中「英雄造時勢亦或是時勢造英雄」的困境，是不易解決的。儘管如此，社會學制度論者，還是相當肯定制度之建立，曾是人類是時理性之選擇結果，且制度具有規範社會行為之功能，此乃「個人選擇」(individual choices)與「結構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s)之間的兩難。

洪門天地會的組織特性，主要在成立後有五房的制度存在，組織的體制發展，主要源自於五房間在各地的開枝散葉，所謂的五房在“姚大羔會簿”所錄“西魯神話”中把天地會分作五房，長房吳天成，二房洪大歲，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達，五房林永詔。後來的天地會會簿把這稱之為“後五房”，另外提出“前五房”的主持人分別為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色開等，他們分別在福建、廣東、雲南、湖廣、浙江等地活動。五房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他們是互相平等的，因而很難形成統一的指揮來共同行動。

在清中葉以後，遊民數量激增，天地會廣泛傳播，出現了許多名異而實同的秘密會社。如江湖會、仁義會、串子會、漢留、忠義會、公義會、情義會、面子會等等(張士杰等，1994：3-7)。此時山堂林立，各霸一方，沒有統一的號令。有些占山為王，靠開香堂，霸佔碼頭，魚肉鄉裏為生。即使有反清思想意識的堂口，如果有所活動，或者他們進行了反清的武裝鬥爭，也往往得不到其他堂口的有效配合。更嚴重的是有相當數量的會眾參加了清軍(主要在太平天國戰爭前後，一些幫會群眾參加地方武裝來鎮壓當時的反清活動)，例如曾國藩屬下鮑超和左宗棠帶領的隊伍之中都有大量的哥老會會眾，有些堂口之間也經常發生爭奪碼頭的械鬥。特別是海外一些堂口，往往是同鄉的組織，鄉土的利益與幫派觀念結合在一起，更容易發生爭鬥。

而五房的組成與發展的方向，因天地會自身組織初起組成的結構為社會下層民眾，而組織之秩序與規則乃是長期累積起來的，誠如學者zizek認為存在的秩序，從來就不是被事先給定的，而是根植於某種先前的活動。沒有任何的存在秩序，是一種實存、融貫的整體。這種秩序的虛假表象，有賴於行動的自我抹卻(self-obliteration)。行動鴻溝一直是存在的，且實際上支撐一切存在秩序的條件(zizek，2004：238)。天地會組織發展的長期累積與制度的設計，呈現在三十六誓中(如附件一)，此非五房特性不在此贅述。且五房主要特性乃是五房組織並不隸屬，乃水平分化的特性，誠如洪門內部流傳的詩句所言，“洪水氾濫於天下”正式此一特點的精神展現。

五祖又稱五房，五房之分派起初起源於各省，茲就五房所列之詩詞分析之，長房祖詩曰：福建烏旗彪字為，甘肅聚會結始基，旗號青蓮明分派，一統山河壯帝畿；福建烏旗蔡德忠，長房一九甚威風，青蓮堂上鳳凰郡，彪江印信訪英雄；長房插草蔡德忠，福建甘肅招英雄，一片丹心無更改，復轉明朝爵祿封。二房祖詩：東邊行程伴往西，惠州起義在高溪，虎壽字洪英通四海，十二軍前底並齊；廣東二房方大洪，十二底全處處同，洪順堂上金蘭郡，虎壽字紅旗鎮廣東；二房插草方大洪，紅旗飄飄鎮廣東，高溪起義扶明主，奪轉明朝立大功。（蕭一山，1980：1）三房祖詩：赤色彩旗本居三，四川聚會合雲南，家俗排來為四九，四七通變日參商；四川三楚馬超興，四九排來我洪英，家號堂上福寶郡，虎合明赤旗去滅清；三房插草馬昭興，雲南四川去滅清，四海九州皆殺盡，要把胡人一掃平。四房祖詩：三楚排來第四房，同心協力助明王，和得錦箱平天下，白旗二九定安邦；四房胡德帝招兵，白旗二九去扶榮；虎參虎太連章分郡派，虎和旗印信復回明；四房插草胡德帝，嘓嚕湖廣招兄弟，殺盡夷人掃魯國，頒行天下復明齊。

五房祖詩：五房分派綠色旗，共立誓章滅蠻兒，齊心保扶虎同忠信，溙來明主早登基；五房綠旗李色開，宏化隴西郡派來，虎同字印信派十底，浙江招習帶兵來；五房插草李識開，浙江江南坐將台，忠心義氣我兄弟，再復明朝八面來（蕭一山，1980：1）。

又據洪門天地會會簿所記載，五房旗號與代表分析之，長房：前祖為蔡德忠，堂號“ 青蓮堂 “，字號”江彪“，旗號”彪仁“，”彪“字 黑旗 ，早期在台灣，福建，甘肅發展（名： 鳳凰郡 ，又稱“天地會”）。 二房：前祖為方大洪，堂號“ 洪順堂 “，字號”洪（虎壽）“，旗號”（虎壽）義“，”（虎壽）“字 紅旗 ，早期在廣東，廣西發展（名：金蘭郡，又稱“三合會”）。 三房：前祖為胡德帝，堂號“家後堂”，字號“泊（虎合）”，旗號“（虎合）禮”，“（虎合）”字赤旗，早期在四川，雲南發展（名：蓮章郡，）。 四房：前祖為馬超興，堂號“參太堂”，字號“淇（虎和）”，旗號“（虎和）智”，“（虎和）”字白旗，早期在湖南，湖北發展（名：錦廂郡，）。 五房：前祖為李式開，堂號“宏化堂”，字號“溙（虎同）”，旗號“（虎同）信”，“（虎同）”字綠旗，早期在浙江，江蘇發展（名：徳興郡，）。

圖1五房旗

圖2：五房旗

肆、五大房的代表性符號

(1)台灣青蓮堂圖騰

就現在台灣青蓮堂發展圖騰來看，「太極天地圓，兩儀定四方，尊天敬地日月，常青蓮永伴燃燈照，長房旌旗黑水飄 鳳凰展翼八方長。」。

圖1：台灣青蓮堂現今發展圖騰

台灣青蓮堂現在發展圖騰所代表意象即是，中華大地炎黃子孫，傳承敬拜天地、四時，祭祀神祇、先人；以日為天，以月為地，陰陽四時二十四節氣，流動著宇宙間生生不息的脈絡。鳳凰是一種古代皇族象徵的神鳥，天地會會簿有言：「鳳凰來儀在高崗 靈禽現出有聖皇 吉兆英雄為帝王 洪兒不久復帝基」。因此，鳳凰在天地會的組織裡，即代表至高無上的地位。天地會源自佛教臨濟宗派，而「蓮」則為佛教的象徵，僧人以青燈為伴、以蓮花為記，故以「青蓮堂」為天地會長房堂號以示根源。詩云：「福建烏旗第一枝 甘肅起義始開基 彪字青蓮來分派 一九江山誰敢欺」。而佛經以蓮花喻妙法，以暗藏宇宙的玄祕在內，正是代表「蓮花藏世界」的最高境界。

長房 福建和甘肅 江 菱形 公(加虎邊) 。

 

二房 廣東和廣西 洪 三角 侯(加虎邊) 。

 

三房 雲南和四川 泪 正方 伯(加虎邊) 。

 

四房 湖南和湖北 淇 長方 子(加虎邊) 。

 

五房 浙江和江西 溙 圓形 男(加虎邊) 。

福建烏旗第一枝 甘肅起義始開基 彪字青蓮來分派 一九江山誰敢欺。

 

福建烏旗第一枝 甘肅起義始開基 彪字金蘭傳四海 一九江山誰敢欺。

 

福建烏旗彪字為 甘肅聚會結始基 堂號青蓮明分派 二九山河壯帝畿。

 

長房插草蔡德忠 落在福建招英雄 一片丹心無更改 復轉明朝第一功。

 

一九底彪字烏旗綠邊白帶 烏旗赤帶掛 福建甘陝 鳳凰郡 青蓮。

 

十二底寿字紅旗白邊赤帶 紅旗綠帶掛 廣東惠州 金蘭郡 洪順。

 

四九底合字赤旗紅邊白帶 赤旗青帶掛 廣西雲南 蓮漳郡 家后福寶。

 

二九底和字白旗紅邊赤帶 白旗烏帶掛 湖南湖北 福補郡 參太連章。

 

十底同字綠旗烏邊紅帶 綠旗紅帶掛 江南浙江 隴西郡 宏化。

 

蔡字龍旗第一枝，青蓮堂名為表記，順天行道為本底，保扶明主萬萬年，彪字烏旗在左邊，福建甘肅結聯盟，本在台灣天地會，明主江山萬萬運，前長房旗號

 

福建省烏旗，旗面上，在青蓮堂蔡一面，由右而左是月車口；在月車口彪一面，由右而左是川大丁首。(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4)。

 

廣東省紅旗，金蘭結義在廣東，忠心大街十三行，大洪起兵爭天下，兩廣相連洪順堂，洪旗飄飄在木楊，開始至今天下傳，壽字再起南山福，除奸滅清第一功

 

旗面上，在洪順堂方一面，由右而左是三川口；在三川口壽一面，由右而左是王東吉我(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5)。

 

雲南省赤旗，三楚起義在雲南，家后堂名為中央，赤色旗號招英雄，反清復明萬吉揚，貴州起義通四川，前在九蓮寺門中，分在高溪明主會，合力同心滅滿清

 

旗面上，在家后堂馬一面，由右而左是豕后口；在豕后口合一面，由右而左是反清復明(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6)。

 

湖南省白旗，參太堂名居湖南，住在湖廣為四房，各有立志除清時，和得民心起白旗，和字得來是天時，南北兩省同起義，征取兩京十三省，得勝班師起白旗

 

旗面上，在三太堂胡一面，由右而左是ㄠ大口；在ㄠ大口和一面，由右而左是大道之行(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7)。

 

浙江省綠旗，宏化堂名房五祖，式開丹心結金蘭，綠旗為號征北土，住在浙江做將台，綠旗飄飄甚威風，同造木楊扶明公，浙江甘肅汪主定，除清滅滿伏轉明

 

旗面上，在宏化堂李一面，由右而左是ㄙ亻口；在ㄙ亻口同一面，由右而左是天下為公(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8)。

 

後長房旗號，甘肅省烏旗，甘肅旗號鳳凰郡，烏旗扶明登金鑾，民心統一當義兵，扶得洪家萬年興，龍字飄飄甚威風，鎮在江西訪英雄，鳳凰招至金龍歸，斬清除滿定太平(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89)。

 

後二房旗號，廣西省紅旗，洪氏太歲真威風，旗色飄飄金蘭郡，廣西全省起義兵，同心協力來滅清，虎字英雄在旗下，明主再興金蘭會，長沙水面戰滿清，得聖復明到西京(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90)。

 

後三房旗號，貴州省赤旗，赤色為號居中心，八卦大興滅滿清，建章郡名為三楚，

 

北伐成功數萬民，赤色旗號龜字英，八卦先天忠君臣，貴州全省人和傑，陶氏定達戰滿先(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91)。

 

後四房旗號，湖北省白旗，錦湘住在貴州省，招集兄弟結聯盟，傳至天下各省份，

 

反清復明起因端，長城表記萬事興，傳至天下十三省，一統江山在兩京，明朝社稷萬年興(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92)。

 

後五房旗號，江西省綠旗，得興郡中招集起，林氏五祖滅清時，錦在山西太原府，

 

永起忠義保明來，會在木楊為表記，綠色旗號來起義，江西房份分二一，除清滅滿復明詩(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93)。

天地會最初主要在福建、粵東及臺灣一帶流傳，稍後發展至廣東全省及江西、廣西、貴州、雲南及湖南等省。鴉片戰爭後，又傳至長江中下游的四川、湖北、安徽及江浙等省，成為中國南方最大的秘密結社。清前期除了天地會本名外，還有添弟、小刀、雙刀、父母、三點、三合等十餘種名目。鴉片戰爭後又出現了哥老會等大量分支(哥老會後發展為獨立的秘密結社)，以致各地山堂林立，成為天地會一大特點。清廷曾嚴禁秘密結社的活動，在清律中有明文規定。但他們反對滿漢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的活動從未停止。天地會曾多次舉行武裝反抗鬥爭，清前期除盧茂起義與李少敏起義外，重要的還有臺灣林爽文起義、臺灣小刀會起義、陳周全起義起義。鴉片戰爭後，天地會發動的武裝起義，影響更大。重要的有廈門小刀會起義、上海小刀會起義等(蔡少卿，1996：326-329)其中太平天國時期，天地會的活動甚為活躍，其首領洪大全(焦亮)、羅大綱等都曾率領會眾參加太平軍，在兩廣地區天地會建立的大成國、升平天國、延陵國等短期政權，也配合了太平天國的鬥爭。辛亥革命時期，天地會及其分支積極參加和支援革命党人領導的武裝起義。海外的洪門組織，不僅在經費上對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而且派人直接回國參加革命。但進入民國時期以後，國內的天地會組織大多成為少數人爭權奪利的工具或為反動統治階級反對革命、鎮壓人民的幫兇。海外的洪門組織，則大多數仍繼續作為團結華僑的重要紐帶而存在，只有少數成了黑社會組織。

洪門天地會最初的組成，主要是由下層社會民眾所構成，廣大貧苦農民和破產勞動者，為了謀求生活互助。大多加入天地會。這時的天地會更是迎合移民社會的需要，對海外苦力華工產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伴隨著大批華工去澳洲淘金，洪門天地會也就進入澳洲礦區，並在澳洲華人中廣泛傳佈。如李東海在《加拿大華僑史》中寫道：“洪門致公堂(二房)勢力最盛時，擁有四十餘處，會員幾及二萬之眾，除絕少數僑胞非籍隸於該堂外，約占加拿大全僑十分之七八(王大為，2009：49)。

洪門天地會之五大房，起源於火燒少林寺，五僧逃出，並於高溪廟結拜之典故，雖此典故其中包含許多神話許多傳說之成份，但是從過往累積到現今，洪門天地會的發展一直延續五房的架構組織持續發展，洪門房號為發展地區之區別 ，但各房均是自己組織內之昆仲，但是隨著時間發展，組織內部的擴散與層級化的情形逐漸增加，形成各山頭、延伸性幫會不斷的增加。但是，洪門天地會各房雖互不相隸屬，但依然在各區域有著不同的發展，目前長房主要活躍在台灣地區，而二房、三房在現今世界各地依然可見其蹤跡，如二房即在中國大陸發展致公黨(堂)，三房則在清代到民初時期外移到東南亞各地，現在皆可在東南亞區域見到其活動與行蹤。但由於各房區域性及最初天地會五房成立之特性，五房之間隨著時代推移而逐漸減少接觸，主要還是以零星接觸連繫為主。且五房之發展歷程尚無系統性的研究，此點還尚待後進有意研究者持續投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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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字靝字之意為青氣往上，

字為黑氣下沉，兩字代表天地，而㞧乃會之古字。

[2]

學者秦寶琦認為有13種之多，蔡紹卿認為有7種起源說等。

[3]

洪門組織按其內部傳說成立於康熙十三年甲寅，詳見《中國幫會史》，赫治青、吳兆清著，頁29-42。

[4]

Shepsle 引自學者Granovetter(1992)的說法(原文”und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human action)，這種對行為主義化約傾向的批判，也是學者Granovetter提出人類行為「社會鑲嵌」(embeddedness)理論的基礎，事實上，這也是對方法論上長久以來「個人-結構」難題的一種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