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 ——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一）

作者简介

王笛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同时兼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生特邀研究员。

大纲

一、反清革命的叙事

二、民族主义叙事

三、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

四、会党叙事的索隐派

五、会党叙事中的史料派

六、结论

哥老会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为推翻清王朝做出了贡献，因此哥老会的历史，其实是和民族革命的话语共生的。孙中山开展革命的开始，便利用会党的力量，在海外频繁与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进行接触和合作。而洪门这个反清组织的活动也逐渐由秘密转向了公开。哥老会的起源的历史与革命党人的宣传是紧密结合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革命是哥老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透露了关于这个组织起源的非常丰富的历史。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这个秘密社会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便出现了关于这个组织的来源的一些历史写作。有许多亲历者和研究者对会党起源的传说和神话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亲历者如陶成章、平山周、孙中山、李子峰和王蕴兹等，他们本身就参加过这个组织的活动，甚至是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组织的历史讲述者，他们的著述并不是为了学术问题的探讨，而是为了政治的活动。

而研究者如温雄飞、许地山、刘联珂、罗尔纲、萧一山等，则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1949年以前学者们对天地会与哥老会关系的普遍看法。他们的著述都力图透过传说和神话找到其背后的历史，并且讨论怎样去理解这些历史。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学者，几乎都不怀疑这种传承关系。他们都相信，哥老会来自于天地会，也就是洪门。这些研究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说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无论是史料派，还是索隐派，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

早期关于天地会和哥老会关系的研究，大都是1930年代到1940年代完成的，那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机之中。研究者们认为，中国人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可以从天地会到哥老会的起源历史中去找到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他们都认为，天地会和洪门是所有这些组织的起源，当然也就是哥老会的起源了。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以及哥老会叙事的索隐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进一步地探析和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

一、反清革命的叙事

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梳理了从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到哥老会的演变过程。［1］文中是这样介绍哥老会的：中国有反对政府的两大秘密团体，一个是白莲教，又称为“红巾”，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皆为白莲教之分系。另一个是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会之支派”。洪门中的人投入到湘军以后，避免使用三点会、三合会的称呼，“因为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其名曰哥老会”。那么根据陶成章的看法，三点会、三合会与哥老会没有本质的区别，应该是同样的组织，其来源都是天地会。

陶成章所说的“教门”，包括白莲教和洪门。因为“福建既反抗满洲最烈，其受杀戮最深，故其仇满之心亦因之而最切，于是洪门之秘密团体组织兴，而天地会出于其间也”。浙江、福建的抗清“义师”相联合，所以洪门的传播由福建而先入于浙江，然后进入江苏、江西。康熙中叶，张念一（又称一念和尚）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联合浙西天目山及太湖的党徒进行活动，“不幸而中道失败”，于是“天地会之党徒遂绝迹于浙江、江苏、江西”。

但是，洪门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即从福建流入广东，“隐其天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 氵字之义号，曰三点”，所以称为“三点会”。但是后来又觉得“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所以又取“共之义”，“共”也就是“合”，改号“三合会”。这个组织于是从广东，到江西，然后到广西，“三点三合之势大者也”。

陶成章认为是三合会的首领朱九涛把天地会传给了洪秀全，洪秀全又“窃取天主教之义”，而且附会称天为父，国号为天国，皆以兄弟相称，而这“非尽本于耶稣，而实由根于洪门之旧规”。并且参加金田起义的将帅，“无一非洪门之兄弟”，如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冯云山等。当太平天国走下坡路之时，李秀成、李世贤等感到“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十分痛心疾首。他们预见到“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并可能成为“左右中国之势力者”，于是有计划地暗地派遣福建、江西的洪门兄弟“投向于湘军，以引导之”。为了使活动更加隐秘，他们决定“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其名曰哥老会”。就这样，湘军中“哥老会之势大盛，且凡湘军所到之处，无不有哥老会之传布也，迄今遂以哥老会为满政府之一大巨患”。不过庄吉发对这个说法非常不以为然，批评陶成章“所称忠王李秀成等隐遣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的说法，纯属臆度，并无史实根据，不足征信”。［2］

这种说法，与过去史学界通行的认识，即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大量裁撤，许多游兵散勇为了生计而加入了哥老会不同。陶成章这里的意思是，他们是有目的地加入湘军。也就是他们在加入湘军之前，已经是哥老会的成员了，而不是由于湘军被裁撤以后，由于生计而被迫加入哥老会的。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则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了哥老会，这便是陶成章所说的：“是故三点会也三合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俗讹为红帮）。”

从陶成章的说法来看，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红帮都是一体的。从后来的袍哥文献可以看出，他们都称自己为“红帮”，卫大法师便把他关于袍哥的历史书取名为《红帮》。卫大法师说，咸丰初年，两广的三合会，利用洪秀全大胜清军之时，“各地均起，包围广州，书‘反清复明’旗帜”。三合会军大部走往广西，石达开自湖南进兵广西，欲攻桂林，“三合会助之”。后来，洪门以为“洪秀全别有所图，而清军又屡胜太平军，于是将一部人加入清军中，仍名‘哥老会’”。［3］这个观点与陶成章基本上相同，应该是卫氏接受了陶氏的说法。

陶成章还认为，哥老会形成后，又出现了“潘门”，或称“潘家”，又曰“庆帮”，后来由于发音接近，又变成了“青帮”。其来源是以潘庆为首的贩卖私盐帮伙，但其源流本出洪门，所以凡潘门兄弟遇见洪门兄弟，开口必曰：“洪潘原是一家。”介于洪潘两家之间还有一个团体，叫“江湖团”，多为跑江湖者，“其首倡之人已不可考”，他们靠卖技糊口四方，所以“不得不缔交于洪门”，但同时又“复不能不附和于潘家”，被认为是介于洪门和潘门之间的组织。

陶成章还指出洪门组织的内部“各山堂分峙”，互相之间虽有来往，但是“不相节制”。会员们对于同是洪门兄弟的，“既尚义气”，哪怕“游行千里可以皆有招待”。但因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故常又有械斗之举”。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虽然实际上是一个组织，“名称则大变矣”。而哥老会“尚存旧制名称”，成员分为九级，缺四、七二位。洪门和哥老会内部等级的称呼几乎相同，这可能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首领都叫“龙头”，洪门称老大哥，哥老会称大爷，而且都有《规约十条》。

清末另一位洪门历史的讲述者是日本人平山周。日本外务省派人到中国来调查反清势力的情况，犬养毅便推荐他的门生平山周担任此事。平山周首先设法找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并成为孙中山的密友。平山周调查了中国下层社会反清势力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1911年，他出版了日文著作《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次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翻译本，即《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并非学术研究，而是上报给日本外务省的调查报告。书中不仅把会党与教门加以区分，并且作了系统、概括的论述。平山周本人与哥老会员有所交往。光绪二十五年（1899），孙中山派兴中会会员同时也是哥老会首领的毕永年，前往两湖地区调查和联络哥老会。正好这时平山周也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来华调查会党的情况，因为平山周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着密切关系，毕永年遂偕平山周同行。毕永年在汉口又邀请到湖南籍友人、维新派激进分子林圭，三人一同赴两湖进行调查和联络哥老会。平山周回到日本后，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调查报告，其主要内容便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秘密社会史》。

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四章《哥老会》中，平山周对哥老会有非常具体的概括：“哥老会或称哥弟会，其成立在乾隆年间。”［4］不过，平山周并没有从乾隆时期开始讲，而是一下子就跳到了同治时期，追溯到湘军的裁撤。也就是说，对平山周来说，真正有历史依据的记录，还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按照上引陶成章《教会源流考》的说法，洪门成员被有意地派进了湘军，而平山周则认为，是湘军裁撤之后，许多人无以为生，因而加入了哥老会，即“平定粤匪以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除有仍为水陆军将弁者外，余则皆以赌博盗劫为业”。洪门成员有计划地被送进湘军，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很可能只是为洪门的传说，增加一些神奇的力量，似乎一切都在这个组织的掌控之中。

平山周说，那些被裁撤的将弁，“皆以赌博盗劫为业”。但哥老会成员都有着行侠仗义的理想，不危害百姓，而与富人和官府为敌，他们专以官吏为攻击对象，如李鸿章弟李某自广东回京，所载财物船百余艘，自湘水下，哥老会掠夺其中八十艘。那么他们有明确的动机吗？平山周说：“然其本旨则在复仇，其理想则为侠义，故严禁窃攘，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不正之官吏。谓盗劫为武差事，谓赌博为文差事。有所谓洪家者，或曰红帮，乃会中之正统也。”

平山周对各种帮会的分野也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平山周提到了“洪家”，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洪门”，那么洪门与哥老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平山周认为红帮是洪门的正统，即“有所谓洪家者，或曰红帮，乃会中之正统也”。还有另外一类称为青帮，与清朝运送漕粮有关，漕粮改归海运以后许多人失业，他们成为青帮的主要来源，他们的首领是潘姓兄弟，主要靠贩盐为生。平山周的原话是：“又有称为青帮者，即盐枭及光蛋，如安庆之道友会是也。其徒始皆以运河漕粮为业，及漕粮改由海运，无所衣食，遂集于大族潘氏兄弟下，组织团体，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所谓潘氏者，即哥老会之支派。”

平山周又说，青帮又分为黑帮与白帮，黑帮多窃盗，又称为“江湖团”是也；白帮则是骗拐的团伙。两者皆不是真正的哥老会成员，但是经常打着哥老会的名头。虽然哥老会并不愿意名号被这些团伙所利用，但又无奈于这些团伙在其势力范围活动，所以也准许他们在交了一定的费用之后，打哥老会的旗号。这即是《中国秘密社会史》所称：“别有所谓黑帮、白帮者。黑帮业窃盗，多乞食一流，所谓江湖团是也，白帮即骗拐党。世多以此两帮属之哥老会，然两帮为哥老会所贱视，素不容入其会，故在其势力范围内，盗窃或拐骗，则哥老会必征取税金若干，否则致［置］之死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哥老会的组成变得十分复杂，扑朔迷离，为我们后人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困惑。

不过，上面的描述透露了大量关于哥老会的信息：第一，“哥老会”又叫“哥弟会”；第二，这个组织出现在乾隆年间；第三，哥老会的大发展是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第四，主要原因在于湘军的裁撤，很多军人失掉了生计，所以加入哥老会作为生存的手段；第五，他们虽然抢劫，但是主要针对富豪和官吏而不害良民；第六，哥老会内部分为盗窃和赌博两种，盗窃的人称为“武差事”，赌博的人称为“文差事”；第七，他们也称为“洪家”，或者叫“红帮”，也就是“洪”和“红”其实是一家，他们是哥老会的正统；第八，哥老会中，也有支派称为“青帮”，又叫“盐枭”或“光蛋”，安庆会、道友会，都属于这个集团。这些人过去主要靠大运河上运输漕粮为生，同治之后，漕粮改归海运，他们遂失去了生计，于是聚集在潘氏兄弟之下，进行贩盐活动，以偷税赢利。第九，哥老会还有其外围，即黑帮和白帮。前者从事盗窃，又叫“江湖团”；后者从事拐骗。外界认为他们属于哥老会，其实哥老会是瞧不上这些人的，也不让他们入会。但是，如果他们在哥老会势力范围内进行盗窃或者拐骗活动，则哥老会会收取一定费用（所谓“税金”），否则就将他们“致之死地”。

按照平山周的说法，“哥老会宗旨与三合无异，亦不过‘反清复明’而已”。但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哥老会听信了各种谣言，包括“淫邪、抉眼、剖心、取胆、割势和药之谣”。加上教民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教会牧师不问事之曲直，一概袒护其徒，这导致哥老会“遂生嫌恶洋人之情，化为激烈之排外党”。也就是说，平山周认为哥老会也是在排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活动区域依次为湖南、浙江、长江沿岸各省以及其他各省，“亦无在不有其会员”。

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被学界认为是“秘密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后来关于中国秘密结社的著作，如徐珂的《清稗类钞》、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书的许多内容，皆来自平山周的这本书。不过，关于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已经有学者发现不少内容是因袭斯丹顿（William Stanton）的研究。孙江认为，平山周在编纂该书时，“前三章抄译了斯丹顿的英文书《三合会或天地会》，后两章和附录包含了其自身参与孙中山革命的所见所闻”。不过，孙江同时也认为，之所以《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影响经久不衰，“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关于秘密结社直线的近代叙事：从叛乱到革命”。［5］

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哥老会的记载。1911年，古研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秘密会党记》，称社会上认为“江湖团”和“白帮”皆属于哥老会，然而哥老会并不接纳他们，即所谓“两帮为哥老会所贱视，素不容入其会”。按照古研氏的说法，“哥老会宗旨，与三合无异，亦不过反清复明而已”。其次是青帮，他认为青帮也是哥老会的支派，是哥老会的非正统的那一部分。青帮是在大运河上为清廷运漕粮的那些人发展起来的。而第三种哥老会，就称为“黑帮”和“白帮”。黑帮就专门做那些违规犯法的事情，白帮似乎就是那些坑蒙拐骗的行当。［6］内容基本就是摘抄前面所引的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根据孙江的研究，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还有一个底本，名为《支那秘密结社》，写作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7］那么古研氏应该是摘抄自平山周的这个早期版本。此外，后来受学界推崇的日本外交档案中的山口升报告《清国情势及秘密结社》，实际上也是参考《支那秘密结社》撰写而成的。

平山周和古研氏都同意，青帮（虽然古研氏认为是哥老会非正统的部分）、洪家、红帮、黑帮、江湖团、白帮等皆属于哥老会。这种观点也为后来的卫大法师所接受。他认为“袍哥亦称为‘红帮’”，因为他们“出兵时都是头上缠着红巾”，但是有时避免“红”字而用“洪”字，所以又称为“洪帮”，是为纪念朱洪武而用此“洪”字。红帮“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称为“天地会”。因清朝知道有天地会，禁止甚严，乃取“洪”字的三点，名为“三点会”。又因三点取字之一半不吉利，乃改变为“三合会”。［8］按照卫大法师的说法，袍哥、红帮、洪帮（洪门）、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其实都是一家。

二、民族主义叙事

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特别重视利用会党的力量。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会党和民族主义关系的问题。虽然他主要讲的是洪门，在美国也利用洪门的力量开展革命，自己甚至加入了洪门，但是他在这篇讲演中所举的最详细的一个例子，却是左宗棠西征时其队伍中哥老会的故事。显然，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其实哥老会与洪门是一回事。

在这个讲演中，他提到了会党的起源：

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9］

但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用的则是更具体的名字“洪门”：

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履起履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10］

按照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的说法，康熙立即便采取了应对措施，即开“博学鸿词科”，这样便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于是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把注意的焦点从上流社会（当然主要是文人），转向了“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结成团体，民族主义便在那种团体内生存。［11］

这种团体的成员，“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按照孙中山的解释，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他们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犹如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所以明朝遗老便不得不把民族主义“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因此在满人统治的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是有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12］

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孙中山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是“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但是由于“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13］

孙中山称，“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所以洪门的“拜会”，则“以演戏为之”，因为这样“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洪门所传播的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而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反而给了这种思想生存的空间。所以洪门组织“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14］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秀全起义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这时“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但是孙中山说，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应该是由朱洪武或朱洪祝而来，可能是“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所以得此称谓。孙中山还叙述了民族主义、会党与湘军的关系，太平天国以后，“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即如今日青帮、红帮等名目，也是由军队流传而来”。孙中山认为，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了下流社会，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如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左宗棠带兵西征，结果发现手下都是哥老会的成员，于是加以利用，因此左宗棠“能够平定新疆，并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风，还是利用明朝遗老的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15］

孙中山接着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程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作三合会；散布在长江流域的叫作哥老会，其头目叫“大龙头”（应该就是后来在四川普遍所称的“龙头大爷”）。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消息更快。有一天左宗棠忽见他的军队在并没有听到号令的情况下，“自己移动集中起来”，排起了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不久接到一件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一个著名的匪首，由汉口逃往西安，请他拿办。左宗棠当时把此事视为官样文章，并不在意，把这事搁置起来。但更让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军队“移动的更厉害，排的队更长，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他才知道，士兵要去欢迎的所谓大龙头，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办的匪首，他才感到事情不妙，觉得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左宗棠问幕僚，哥老会是什么来历，大龙头和这个匪首有什么关系呢？幕僚回答：“我们军中自兵士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那位拿办的大龙头，就是我们军中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问：“如果这样，我们的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幕客答：“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别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军队，所以便赞成幕客的主张，也去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16］

孙中山还说，“从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他知道其中的详情，就把马［码］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真是老早亡了”。［17］这里孙中山说左宗棠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可能性几乎没有，无非是江湖传说罢了。但是这个故事透露出，在左宗棠的军队里，哥老会的存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三、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

1940年，李子峰重编和印行了《海底》。［18］该文献称：“‘洪门’之得名”，是“康熙以后之事”。之前称为“天地会”，嗣因举事屡败，避免清政府之注意而改名“洪门”，或又称“三合会”“三点会”“添弟会”“哥老会”“阁老会”等等。按照李子峰的说法，哥老会就是洪门的另外一个称呼，皆是因为“因地制宜，随缘而异其名”，实则同源于“天地会”，即所谓“名称虽异，仍是同一物也”。［19］

在太平天国之后，为了“避去天地会之嫌疑”，于是根据“入得洪门皆弟兄，有仁有义合和同”及称“大龙头”为“老大哥”之义，而将“天地会”易名为“哥老会”“哥弟会”；并采“先入会为兄，后入会为弟”之意义，又创造“添弟会”的名称，显然也是“天地会”的谐音。没多长时间，“湘军淮军所到之处，洪门组织亦随之以兴，洪门势力亦随之而往，繁衍昌盛，为清隐患，而于百余年后，竟收覆清大业于孙中山氏之兴中会焉”。

李子峰在《海底》的编辑要旨中，讲到了“本书命名之缘由”：按洪门之秘籍，原名《海底》，盖取义于“如海洋之底，渊奥浩瀚，能载育万物，潜藏万象，而为百川之总汇”。但是为了“淆乱外人听闻，以防泄漏机密起见，乃隐蔽真名，而改为《金不换》、《衫仔》，以及《与天同姓》等种种名称”。由于一再改名，结果竟有人把《海底》误认为《通草》或《破布》，看成洪门秘籍。其实，《通草》乃“清帮”的秘籍，因清帮经由漕河运粮，故以《通漕》名其书，并由《通漕》演变为《通草》，取义于“四通八达，如草之滋蔓”。而《破布》是“穷教行”之秘籍，取义于“破布虽微，实包有绫罗缎锦，布帛葛麻，无一不备”。所以李子峰称，为了“保存庐山真面”而直截了当名之曰《海底》。李子峰在此并没有采用郭永泰从渔夫那里发现《海底》的故事。

李子峰还解释了之所以要重新编印本书，是因为关于洪门书籍，主要有平山周所编《中国秘密社会史》，萧一山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院所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日文《支那社会秘密结社》（其实就是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的日文原版），以及《南洋洪顺堂杂刊》数种，都是各行其说，“或简陋不整，或叠床架屋，终少融汇贯通，集其大成之作”。

《海底》一书，是“洪门之规矩宝笈，万宝秘册，举凡洪门之一举一动，一诗一语，无不详晰记载。得此一书，对于洪门之一切秘密，甚至隐微细节，莫不洞悉无遗，因其具有如此之价值及重要”。在过去，为了严防泄漏秘密，一般是新会员入会之后，从老会员那里得到口授，但是缺乏系统性，不过是“一二诗词掌故，或残缺片断之抄本”。如果获得《海底》的真本和全本，“实属难如登天”。

那为什么李子峰竟然“敢不避一切，不辞泄漏洪门真谛，公然付梓问世”呢？首先，因为洪门已经完成了“其唯一使命”——反清复明。既然“无明可复，无清可反，已无不共戴天之仇敌存在，自无再守秘密之必要”。其次，洪门虽已完成了唯一使命，但是因为“组织严密，精神伟大，故并不因无中心任务而使整个组织从此涣散”，所以就要警惕被人“操纵利用，而失去洪门之本义”。

因此，他决心“汇集海内海外之洪门一切规矩诗章等等，汇成完善之书，公诸于世”。也就是提供给那些“有心人之潜心研究，藉此而能新生洪门以新中心任务，使此伟大组织之伟大力量，不致为个人盗劫自私，而愈能发扬光大其魁伟之精神”。不过，本书虽公开出版，但是也有双重限制：一是尽可能“保守其秘密”；二是“以供洪门弟兄参考为限”。

然后李子峰概括了洪门的光荣历史，以此证明“洪门力量之伟大”。洪门“发轫于明末清初康熙之际，澎湃于雍正光绪之间，半公开于民国建立之始”。反抗清廷，“无不有赖帮会以奠基础”。帮会“实肇始于明朝遗老，痛国亡家破之哀，遭剃发屠杀之厄，于是赤胆忠心，群谋勤王”。李子峰提到的人物有史可法、郑成功、顾亭林、熊开元、汝应元、李文成、林清等，“东灭西兴，南破北起，严刑峻法，失其防杜之功，密搜严，难春笋之盛，而终移清祚，建立民国，足征帮会力量之洪大，组织之完密，实有供诸世之贤达，窥其完竟，而潜深研究，举一反三之价值焉”。

李子峰也是帮会中人，他对帮会内部应该有诸多了解，所以他在第一编《沿革》及第二章《源流》中，将哥老会列在天地会、三合会之后。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洪门内部，非常明确地把哥老会视为天地会和三合会的传承，基本上全盘接受了平山周对哥老会的基本看法。在李子峰看来，像其他许多人所认为的，“洪门”就是“天地会”的异名，与“三合”“三点”“哥老”等等“为同一之组织”。关于哥老会，李子峰显然也是主要根据平山周的记录，其《海底》中有《哥老会沿革新辑》一节，就是录自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这里就不再重复援引了。

1946年印行的王蕴兹的《海底诠真》，是关于四川哥老会的重要文献。［20］在《编者致词》中，王蕴兹通过交代本书的编辑目的和方法，其实也阐述了袍哥（汉流）的历史、意识形态。首先，是这个组织的性质：“汉流为灭清复汉团体，侧重下层工作，而又迎合人类需要互助心情，遂致深入民间，遍及于海内外，蒂固根深，牢不可破。”然后论及其一贯作风，即“注重实际行动，不尚文字宣传”。由于《海底》一书，“往往手钞口诵，不敢印行，展转以讹传讹，末流之弊，乃至不可胜言”。如今“汉流革命”已经成功了，而且“结社集会自由”，所以不能“长此隐忍，听其真伪不分，使此有大功于民国之革命团体，为时诟病，此诠真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所以他编辑这本书是带着袍哥的使命感，也就是他所说的“纯在救时，协助朝野，解决当前社会一大难题”。他编辑本书的原则是“根据事实”，除了“略抒管见”外，其余均系“记叙体，述而不作”，不过进行了校勘，“保全其真”。为了纂修此书，他花费了9个月，参考印本或抄本的《海底》18种，以及其他有关书籍数十种。［21］

在王蕴兹看来，袍哥可以算是“儒家之左倾份子”，但是又不知不觉地“充满墨家精神”，因此“特别严于自治”。而墨家“以自苦为极，其道大觳，非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疏不足以号召天下”，所以王蕴兹称袍哥为“墨家之右倾份子”。根据他的这一番解释，袍哥“融儒墨为一体，化仁义于一元”，因此袍哥能够“不拉稀”，也就是“轻生死”；“不掉底”，也就是“重然诺”。［22］

萧德明的序言对袍哥的历史，有简要的叙述：

世间多不平之事，于是秦汉以下有游侠；中国多外夷之祸，于是明清之交有袍哥。袍哥者游侠之进化，有组织，有礼法，延平郑成功为播民族主义，留此以对治满清者也，故亦称汉流。而其要概见于《海底》，……吾川自辛亥革命，以至护国靖国诸役。其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者，何一非社会哥弟。今王君老矣，五族共和，此后或无革命之必要，以此广大群众，进而作民主化之政治运动。则天然一大党国，惟以国政不纲之故，借口主义，而阴以出卖祖国者，实不乏人，则民族主义，又不能不往事重提也。袍界实克以代表民族精神，王君以其末流之弊，展转失真，不孝者羼其中，不能不有以正之。乃竭数月之力，搜集《海底》，加之说明，使袍哥真面，昭如日月，而人道主义，亦藉以昌明，其匡时之志，良足多者。今于其书之成也，为序数言，期间战友共勉焉。

序言透露了非常多的信息，首先萧德明说游侠是秦汉以后产生的，其产生是因为世间有很多不平的事情，“中国多外夷之祸”，这里应该不仅仅是指外国或者西方，而是包括“外族”，即历史上不断入主中原的所谓的“蛮族”。重要的是，这里萧德明明确说“明清之交有袍哥”，说袍哥是游侠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序言也明确地把袍哥的历史追溯到郑成功和他的民族主义，“延平郑成功为播民族主义，留此以对治满清者也”，就是反满清，而且称自己为“汉流”，袍哥的历史大概可以从《海底》中得到。现在已经成立民国，五族共和，那么以后没有必要再爆发民族革命，而中国应该进行“民主化之政治运动”，但是由于国内的政治混乱，因此现在还得重新提倡民族主义，而袍哥是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所以他对王蕴兹花大功夫，竭力收集《海底》以展示袍哥的真面目深以为然，相信“人道主义，亦藉以昌明；其匡时之志，良足多者”。［23］

《海底诠真》还有另外一个前言，作者是朱召南，主要讨论了汉留。他说这个组织庞大，“具有普遍性的扩展，参加的份子，九流三教，无所不包，难免良莠不齐”。自辛亥革命成功后，人们以为“汉留”无存在的必要了。随着“民主高潮到来，旧有的党派不说，而新兴的就不少了，你倾我轧，彼此攻击，闹得不可开交。一提起振兴‘汉留’，一般人都以为是党派的组织，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24］

朱召南追溯“汉留”的起源是“排满复明”，凡是“开山堂”都要烧三把半香。虽然已经经过三百多年了，满清也已经覆没，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宗——创始人”。他主张以后要“做闲事”，就是袍哥举行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创始人郑成功在金台山聚义这把香加入，总算合理”。他还说刘师亮的《汉流史》、王蕴兹的《海底诠真》是有系统地叙述袍哥的历史，“如像其他革命史一样，然后才不被忽视，或轻视了‘汉留’”。

朱召南指出，过去“所谓士大夫”，尤其是“官僚与反动者”，他们“都鄙视而憎恶‘汉留’”，因为他们自己“离开了民众，剥削民众，无形中和民众对立起来。哪里还说得上扶持呢”？而“汉留”就是要“铲除贪污恶霸，惯打不平，豪侠好义”。翻开《海底》的规章，皆为“五伦八德，十条十款”等，也是“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汉留可以成为“干国栋梁”，至少也能“淑身立行”。哪怕是那些“一般不纯良子弟”，家长都“不能督教”的，但是一经加入了袍哥，“莫不奉命唯谨”。足见“汉留的精神”可以“济法律之穷，实对于国家社会有莫大的帮助”。

他在前言中还再次提到袍哥的历史：“自明末郑成功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恢复明室江山，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迭次革命，我‘汉留’同帮会的仗义赴难，轰轰烈烈，不知有多少。”为了革命而“流血者多‘汉留’”，那种假革命而投机者多做官发财，“汉留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最后总结说：“汉留既有三百年以上的继续革命的历史，可说是中国近代政党中唯一的先进党。”意思是汉留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帮会到现代党的一个转换。当然，这个也仅仅是朱召南的一家之言。但是他正确地看到，“人民的世纪已经到来”，因此汉留“应随着这个划时代而进展”，要大家一切服从“《海底》的真理，主持正义”，要“各地哥弟大团结，各地把码头把握住，抱着真民主的人民风度”，凡汉留“绝不存做官发财的思想，绝不加入任何党派”。

朱召南前面已经说汉留是“唯一的先进党”，但这里又说绝不参加任何党派，似乎自相矛盾，笔者以为他的本意是说只承认汉留，而不承认其他的任何党派。他还表示要“不使汉留为党派所化，要发扬固有的精神和美德，而逐渐使党派汉留化”，就是说以汉留的传统来指导和规范党派的活动，这样才“不愧称为汉留，对得起我们的创始人，汉留从此便流芳千古了”。

汉流是以兄弟情谊和忠心义胆为中心的，这个理念在党派政治中显然不现实，也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为什么袍哥坚持要把组织的起源追溯到郑成功，应该是想为这个组织树立一个远大的抱负，用这个政治的目标去约束、激励和团结自己的成员。《海底诠真》的“提要”有如下表述：“袍哥的全人格：将相经纶儒学问，英雄肝胆佛心肠”；“袍哥的起源：为保障民权——历代来自行侠尚义者皆以此”；“山堂的开立：为复兴民族——自郑成功开金台山明远堂始”。也就是说在袍哥看来，把郑成功视为开山鼻祖，是与民族复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注释

［1］陶成章的《浙案纪略》1910年在日本初版刊行，仅有列传和《教会源流考》两部分。1916年由魏兰整理重印，共三卷。上卷为光复会革命斗争的纪事本末，中卷为光复会党人列传，下卷为光复军文告及清政府镇压革命的档案资料，另附《教会源流考》。这里所引便是重印本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所附《教会源流考》。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3-16页，不一一出注。

［2］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故宫丛刊甲种之十九，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第134页。

［3］卫大法师：《中国的帮会》第1篇《帮会史》，重庆：说文社出版部，1946年，第65-66页。

［4］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75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75-76页，不一一出注。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关于哥老会的描述，在语言上几乎和平山周的描述差不多，估计也是来源于平山周。参见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8-3659页。

［5］孙江：《〈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与叙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6］古研氏：《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1年，第11-12页；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88-89页。

［7］孙江：《〈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与叙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8］卫大法师：《袍哥入门》，重庆：说文社出版部，1947年，第3页。

［9］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页。

［10］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页。

［11］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2页。

［12］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1页。

［13］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

［14］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232页。

［15］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2-213页。

［16］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3页。

［17］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3页。

［18］李子峰早年从陆军学堂毕业，先在其父手下担任排长，辛亥革命以后曾经担任滦州都督府参谋、护国军某旅部参谋长。国民革命时期，李子峰曾经任职于虎门要塞，并作为虎门要塞司令部三名代表之一，出席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8月，李子峰与陈友仁一起，被广州国民政府派为改良广州港口委员会委员，接替伍朝枢、傅秉常留下的空缺。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事变之后，他积极参与上海的“清党”运动。李子峰在洪门中有很高的位置，抗战期间，他投靠汪伪政权，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明令通缉（李恭忠：《帮会闻人李子峰生平概况》，未刊稿。感谢李恭忠教授为了帮助笔者了解李子峰，专门撰写此文。此外，感谢孙江教授也提供了不少关于李子峰的原始资料）。

［19］李子峰编：《海底》，《民国丛书》第1编第16辑，上海：上海书店据1940年版影印，1989年，第1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1-4页，不一一出注。

［20］王蕴兹为四川崇宁县（今郫都区）人。晚清入四川弁目学堂，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保路运动，并担任学生军分队长。民国建立后，在川军中历任排、连长。1915年护国之役爆发后，他率队在潼川（今三台县）宣布独立并通电讨袁，因功晋升为营长，后又任川西屯殖军参谋长。1921年投川军刘湘部，被委派为驻滇代表，后擢升至团、旅长。1935年在川军潘文华部任参谋长，驻大邑、邛崃一带，并奉命阻击红军北上。不久后辞职，寓居成都。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崇宁被推选为参议员，“曾掩护革命志士及民主人士、团体等”。1948年加入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并在成都组织民革川康分会。1949年初任民革川康分会执行委员及民革康军委参谋长兼民主联军川西司令员，“利用哥老会力量策动地方武装起义”。1949后任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民革成都市常务委员等职。参见杨武能、邱沛篁主编：《成都大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574页。王蕴兹的朋友、四川大竹人萧德明（又称静轩氏）为《海底诠真》写了一篇序，在序言中提供了王蕴兹更多的信息。指出他在反袁世凯复辟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风洞子之役，以孤军歼强敌，使成武将军陈二庵，不能不宣布独立”。这是指1916年3月王蕴兹等人在四川金堂发动风洞子起义，组成了在中华革命党旗帜下的四川讨袁军。这里的“陈二庵”，即陈宧，1915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成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1916年5月22日，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实际上也就是抛弃了袁世凯。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王蕴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是“君不自以为功”，而是强调那是“社会哥弟之力”。参见王蕴兹：《海底诠真》，成都：汉华企业公司，1946年，“序·提要”，第3页。这里所说的“社会哥弟”，就是指袍哥的兄弟们。

［21］王蕴兹：《海底诠真》，“序·提要”，第13-14页。

［22］王蕴兹：《海底诠真》，第7-8页。［23］以上引文参见王蕴兹：《海底诠真》，“序·提要”，第3-4页。关于萧德明资料很少，但是笔者从政协大竹县委员会《大竹书报社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同编：《四川保路风云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9页）一文中，发现这样一些信息：1906年，“大竹留日学生萧德明等，在大竹巾门‘圣庙’对门（现胜利街九十二号）”开了一个“大竹书报社”，经营各种新出版的书报杂志和文具业务，表面上是商业性质，实际上是同盟会人“联合会党、购买枪弹、运动军队为武装起义的机关”。书社由陈凤石任经理，萧德明负责同盟会员之间的联系。萧一山认为天地会的许多传说后面有其历史的原型，因此严格地说，萧一山是史料派和索隐派的结合。

［24］王蕴兹：《海底诠真》，“序·提要”，第5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5-15页，不一一出注。

编辑：吴 茜

审核：邱 爽

终审：周维东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