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門天地會制度與易經八卦

洪門天地會有兩首詩，一是八卦踏來天地會，兩朝日月體我家，桃園結義三英將，馬不離鞍到古城。二是八卦踏來第一功，五湖四海路皆通，今晚有作太平戰，封你佑洪第一功(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295)。此中，這兩首詩特別突顯出洪門天地會與易經八卦的相關性。強調踏著八卦到洪門天地會，

其次，拜天地會詩中，特別強調天地會就是八卦教，詩中提及「八拜兄弟在木楊卦令日月明為中，教子當年立誓章」，這首詩的抬頭第一個字分別為八、卦、教，合起來就是八卦教。此道理同於天地會的詩句，「天興大明一點洪，地旺洪家兄弟昌，會合五湖四海通」前三個字合起來就是天地會 (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85)。

因此洪門天地會自己就認同自己為八卦教，以至於不少研究者或外人另稱洪門為八卦教。對此，若僅用前述四首詩來推定洪門就是八卦教，似乎欠缺深入度與明確性。到底洪門天地會與易經八卦有多少關連性？洪門天地會又應用了多少易經八卦的概念？又稱洪門天地會為八卦教其適切性又如何？這三個問題，實有深入釐清的必要，方可使洪門天地會與八卦教間的正名關係更行明確。這次引發本人撰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天地會的造始者為少林五祖及一些菁英義士擁有相當的知識認知與水平，但這些人想反清復明，完成民族大業，若無結合足夠的人力資源是做不到的。但又要如何採取秘密性與非法性的方式來招集結合人力資源，來完成涉及殺頭性的政治任務，更是難上加難，因此，洪門天地會非有一套縝密性與妥適性的組織設計，是難竟其功的。

歷史經驗上，天地會的基本成員是農民（自耕農、永佃農）、小手工業者、小商販（肩挑負販、擺地攤、開小店鋪、販私鹽）、雇傭勞動者（在農村受雇於地主或富裕農民，在城市受雇於手工作坊或店鋪）、窮苦知識份子（訓蒙、堪與、算命、測字等）、唱戲、唱曲、兵丁、差役、及因無法謀生而投身寺廟的和尚，和其他沒有固定職業和生活來源的江湖流浪者。 (秦寶琦，1988：223)。彼此間，成長背景差異甚大，又無一定的血緣、地域、職業的關聯。要將這些人招集組合結盟為一天大的難題，另外，他們參加天地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他們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反清復明”的口號(秦寶琦，1988：223)，這三者間的目的價值又出現相當的衝突性。依據上述所提示的幾大難題，洪門天地會的組織發展之能成功，既非偶然，而是精心設計的結果，這也就是洪門天地會所創造的歷史價值。

一般人的觀察，認為洪門天地會會員的結合，是透過虛擬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結社來達成的。同時，採取隆重的入會儀式與誓章罰責來創造他們的緊密結合，使其能達到反清復明與各取所需之功能。就此而言，似乎已窺其大要精髓，不過本人質疑若沒有加入神秘性與優越性，而僅憑秘密性地結社是無法達到洪門天地會的歷史定位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功能。理由是這些天地會成員的入會動機，在心理上，若無神秘性及優越性的引導是讓他很難踏出第一步的。就神秘性而言，洪門所設計的十三關入會體制，是有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廟會神明的神秘設計，卻無法顯示其優越性。本人認為，同具神祕性及優越性的元素必須加入，方可產生入會的啟動心理。據本人的研究分析，洪門天地會援引易經八卦的原理，是適當的填補了此神秘性與優越性。

1932年Walton H. Hamilton視制度為一規則、規範或協定，[1]此乃傳統制度主義之論點。1991年P. J. DiMaggio and W. W. Powell明確賦予制度的新意義，指出制度就是規則、道德規範、法規、行為規約與組織。[2]1995年Crawford和Ostrom更謂制度乃「能夠塑造人類規律性行為的規章、規範、和共用的策略。是時，制度研究非僅止於法規之研究，已將政治行為之研究鑲入於傳統制度研究中，學者P. Hall and R.C.R. Taylor指出新制度論在「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制度論」、「社會學制度論」三種[3]學派之影響下，興起了新的研究潮流。宣稱制度或規則對人類互動的結果，有著極為關鍵性的影響力。而建構制度具有影響力之主要邏輯是(1)制度是重要的。[4](2)制度是可決定了人們的行為，進而造就了限定的結果，例如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s）或社會結果（social outcomes）等？抑或人們行動時是將制度列入考量，且讓制度來引領人們的種種行為？

「制度是重要的」之概念大致可引申三種涵義，因制度是重要的，則（1）制度對行為者之行為會有引導作用；（2）制度存有附加的道德價值；（3）制度在因果關係上會對社會結果造成影響。

其次，因政治行為者之權力關係運行於制度內，以致融於政治學中所衍生之政治制度研究，其研究面向及議題，大體上，可模擬為在制度規範下，(1)誰是主要之行動者，(2)這些行動者具有何種資源，(3)行動者間之正式和非正式關係（權利義務關係）為何，(4)行動者的價值、策略，(5)行動者間之資源是如何交換運作，(6)接續延伸之制度是如何建立，(7)制度成本由誰來負擔，(8)制度所生之影響為何，(9)制度之演變（成長、消失）因素及定向為何，以及(10)行動者如何評價彼此間之關係等。[5]

依據上述新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的引導，若要全面循十大面向及議題，來掌握洪門天地會所有的制度行為，在此文章中，本人並無法做到，本人只能就靜態的制度結構、制度行動者的價值策略、延伸制度的建立情形及制度所生的影響等面向，說明如後。

基本上，「易經」，自古即被尊為「群經之首」，亦是「中華道統文化」一切學術的總源頭；而「陰陽、五行、八卦……等」，則是「易經」裡的原始演繹之道。這些深奧的易經八卦原理對身為華裔子孫而言，就是種具神聖、又優越奧秘的心理反應。易經八卦講求數字原理及圖案運作的關係。這些關係又與河圖洛書所發展出來的九宮五行概念相結合，構成了中國人應用上的極大想像與思考空間。因此，易經八卦在一般人觀念中就是個寶。儘管如此，要深研易經八卦以至於可以精妙運用者，誠屬少數。因此，要做到洪門天地會眾懂得易經八卦、九宮五行完全是不可能且不可行的。以至洪門應用易經八卦原理與制度設計上，旨在彰顯整體組織的神秘性、優越性、深度性，而非教育功能。準此，本人大體推論洪門天地會運用易經八卦重在其形，而非其理。

洪門天地會主要的組織發展體制，即是指洪門天地會的五大房組織，組織制度分房，主要是分青蓮、洪順、家后、參太、宏化五堂（五房）。據貴縣修志局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內記載「白碇香爐插草詩」開列五房姓名詩句，原詩附註五房流落之處：長房落在福建、甘肅，二房落在高溪、廣東，三房落在雲南、四川，四房落在湖廣、三楚，五房落在浙江、九洞。道光十年，廣西人劉阿大傳授添弟會，用紅布一塊，上寫「靝赤氣因氣昏氣烏氣及氣爭氣霡霖霜霧雨根霏」等字，作為入會憑據(莊吉發，1981：89)。

又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五月，馮贊勳奏聞三合會糾結多年，勾連五六省，分為五房，福建為長房，廣東為二房，雲南為三房，湖廣為四房，浙江為五房。每房各有首領，以五色分為旗幟。道光十一年，馬紹湯見會本，秘書內藏有八角圖形，四面幾層，俱有細字，圖內有「彪、虎壽、虎合、虎和、虎同」五字，以及長二三四五房(莊吉發，1981：90)。

另據“姚大羔會簿”所錄“西魯神話”中把天地會分作五房，長房吳天成，二房洪大歲，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達，五房林永詔。後來的天地會會簿把這稱之為“後五房”，另外提出“前五房”的主持人分別為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色開等，他們分別在福建、廣東、雲南、湖廣、浙江等地活動。五房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他們是互相平等的，因而很難形成統一的指揮來共同行動。

從上述三則的史料記載及洪門三合會手抄本插旗詩的記載來看，均未發現五房組織體制的發展設計，有很明確的與易經八卦的相關性。若有的話則是會本記載的八角圖形，以八角圖型的相似性，來隱示其與易經八卦的部分關聯。誠看不出五大房的發展設計與易經八卦與九宮五行有哪些應用上的相關性。

早期的天地會職位名稱很簡單，只有大哥、師傅（軍師）兩個職位。發起者為大哥，熟悉天地會儀式者為軍師。參與起會者地位比其他會員要高，但並無具體的職位來固定其在會內的地位。由於各天地會組織分屬各個地區，所以各山堂的職位名稱也不盡相同。不過大致都向職位繁多、分工詳細的趨勢發展。有的天地會設總大哥一人、散大哥數人，而一些天地會則師傅的地位比大哥還要高。有的天地會則又細劃出大哥、二哥、三哥等座次。他們所轄勢力完全由其自己所發展的會員多寡而定。隨著天地會的發展，會內分工又產生了一些新的職位而且一些原有職位也有了新的名稱，如：大哥為正名，師傅為結萬。在入會儀式上又有了諸如把風、把劍門、保舉、帶令、祀神、副香、落廚等職位。到道光年間，一些地區的天地會內部系統等級名稱又有了發展、完善：首領稱總理或元帥，下設各大哥、香主、二哥、白扇（先生、三哥）、先鋒、洪棍、草鞋。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先鋒並非一級首領，而類似于 “打手”但地位較高。天地會間雖名同但職務、地位則不盡相同，不過到成熟時期後一般都是具有以下共同特徵：洪棍掌管會務，先生（紙扇）支持拜會儀式，草鞋傳遞情報、命令等。這種明確的分工使過去誰糾人入夥此人就歸誰統領的傳統入夥方式向統一的天地會的組織結構發展。天地會在形式上更加統一、嚴密，便於統一行動。

  一般而言，天地會內部只有三個職位，稱為三花及第，此外就是一般會員。但一般會員如有能力，依慣例由組織所組成的對外社團，也可請其總會長對外代表組織行事，但回到組織內還是依職位來區分。

洪棍的設計，須能以手勢，來呈現三個數字的意涵，426三字之加總等於十二，代表十二地支。洪棍是洪門天地會的元帥、爐主、大總理職，統管轄下的所有成員及組織，隨時得查察系下各書房(分會)之帳目，及號令指揮行事。洪門三合會手抄本中記載，洪棍詩，謂「此棍出在寶南山，五祖留傳定打關。專打洪家不法子，一百零八定江山。」洪棍是元帥爐主，其代表符號是4龍眼雙花，有權號令白扇及會帳查帳，易言之，洪棍為天地會組織最高階職位，稱為元帥、總理，一國之尊之喻。天地會開香堂時須由洪棍(爐主)聘請擔任香主者來主香。

白扇415三個數字加總等於十，代表十天干。白扇是文職，相當宰相、軍師職，領導轄下書房(分會)眾草鞋。官居禮部尚書、太子少保，紀錄五次，兼理兩京十三省大學士，內部管理各省文書、兼理政司，辦理錢糧印文。白扇軍師先生，代表符號是牡丹花單花，須對洪門公司有貢獻,能輕財仗義、顧兄顧弟，且由口才伶俐者擔任,草鞋由他管,白扇不隨便管會員,會員有問題時，是須告知草鞋處理。因白扇言出必行俗稱開金口，在書房裡由白扇傳一切規矩。

 

415是十天干代表一枝扇。白扇職位管文書，木楊城內扶公主，管理兩京十三省，官職居定四一五(洪門三合會手抄影本，135)。扇（415十底）為房主、掌管轄下組織之負責人。常代為香主（489）之職，香主為清高之職，俗稱上台有下台無，依規定無洪棍之邀，絕不得私下擅自替他人主香入盟，且負責主香後，嚴禁越俎代庖涉入各山堂事務。香堂主持大戲職責為復興洪門代祖傳會之任務，因此被視為是近南職。白扇持玉印二兩一，由是桃色玉造成的。此印乃錢江軍師手傳下來的，玉印刻有「輔國功勳」四字。

 

玉印四字，有二首印詩(一)（二），來突顯其重要性。

 

（一）

 

輔助明主來登基，國有賢臣兄弟知

 

功侯大駕隨朝駕，勳有文章各省通

 

（二）

 

輔起五龍主上位，國泰民安四季全

 

功公天下文武將，勳再兩京十三省

 

(洪門三合會手抄影本，134)

 

白扇職另有一個四方形黃金印重10 1/2兩，內有四個字酉會功勞，此白扇職印。

 

此四角黃金印有詩曰，「酉字得來力無窮，會在中央結英雄，功在禮部文章殿，勞觀文章各省通」(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34)

草鞋432三個數字加總等於九，代表九宮。乃文武職，為將軍職，管理轄下兵馬眾會員，及負責組織各重要部門專案負責人。草鞋官居少保工務尚書閣大學士督理二京十三省糧餉，又兼理內務，連級高昇五次加三級飛尚郡王指日高昇(洪門三合會手抄影本，112)。

草鞋為將軍鳳雀雙花432 須有膽識，受人尊敬，不能我行我素，手下須有帶兵，小事自己處理,大事由白扇定奪，會員49由432草鞋差遣。

其次，名義上洪門天地會也沒先鋒（43 8），先鋒 438 由432擔任,開台後恢復432身份，草鞋本是五條龍，要把洪家信息通。洪家寫來無更改，鐵板通知盡是洪。

會員49二個數字，採相乘方式(4x9=36)，代表三十六天罡，為一般會員，由草鞋差遣領導。各書房(分會)依實際作業需求，再設各個行政職務由四九分別擔任，處理組織各行政事務。會員也有四九印，有詩曰「洪順堂金蘭群10 ½兩，家后日山為四九

洪家金蘭為兄弟，保國明朝是祿位。」(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170)。

由於天地會的分散性，各地的入會儀式並不完全相同。據道光末年廣州府香山縣（今中山市）地方志記載，當地的三合會的入會儀式如下：三合會“初起時，撰妖書，造隱語。傳教者曰‘亞媽’，引見者曰‘舅父’，又曰‘先生’、曰‘升上主’，文字者曰‘白紙扇’，奔走者曰‘草鞋’，各項頭目曰‘紅棍’，拜會者曰‘登坛演戲’，入會者曰‘出世’ (秦寶琦，2004：30-31)。

再具體言之，「先鋒帶馬入洪家，四圍寶劍兩交叉；去到花亭忙下跪，先生盤問我根芽。真金顯出三河水，三六文章教不差；二十一誓曾讀過，斬吉奸兒口莫花。銀針出血鮮紅現，眾人飲過得榮華；丹心直入乾坤內，火坑跳出太平沙。義合分分人賣菓，收錢二十一無差；義板會齊橋下過，新丁到此認洪家。明朝保駕大先鋒，修橋鋪路第一功；今夜帶馬城外入，本是高溪天佑洪。將身來到城門外，敢取手本叼上台。」 (洪門三合會手抄本影本，200-201)。

大體上，洪棍及其所屬體系間的關係，相當注重平等原則，如秦寶琦之見，天地會的組織，在會內，首領與會眾，皆以兄弟相稱。林爽文身為“盟主大元帥”，但對於會內弟兄，仍然平等相待。“眾人因為我為人直爽，所以稱我做盟主的。……我原只以弟兄相待，他們見了我，並沒有什麼一定規矩，也有坐著說話的。”反映了天地會內首領與一般成員之間的平等關係(秦寶琦，1988：222-223)。

因此洪棍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例，因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擔任洪門洪棍一職，以致於可號召海內外洪門兄弟積極投入反清復明及國民革命大業，再舉南洋華僑投入革命情形來看，在可歸因於國父洪棍一職的影響力。在劉阿榮之研究中，曾經指出南洋華僑在革命中扮演的各種角色，諸如:建立及發展革命團體、捐資以助革命活動、辦報以宣傳革命思想、疏通當地政府使革命志士得以進行活動、接濟或安頓流亡海外之國內革命志士等。明確肯定在同盟會時期，中國革命是與南洋華僑最有密切關係，另劉阿榮質疑何以辛亥革命、民國肇建之後，中國革命事業與南洋僑界的關係，反而疏淡？理由何在？是排滿已成功嗎?或是募款債券承諾未兌現所致(劉阿榮，2010：17)?在此本人願代洪門回答此問題，辛亥革命後疏淡之原因既不在排滿已成功，也不在募款債券承諾未兌現。而是國父擔臨時臨時大總統後，離開洪門之一職，且有一些對不起洪門的措施所致。

宇宙是由「時間」和「空間」所合成，我們的祖先從觀察天體的運行中，發現了一定的法則，進而發明以「十天干」、「十二地支」來推算的曆法。

天地會組織無階級之分，但有職務之別，組織中不講究支配、控制，代之以引導行為的領導；不限制職權分工，代之以自由出力貢獻；不追求大量制式生產，代之以允許變異及多元的存在，這種追求大自然運行法則，使得天地會組織遍地開花，自由運行三百多年而不停止。

天地會行政體制的運作到底與易經八卦與九宮五行有何關係？最能呈現此關係的文獻，就以洪門三合會手抄影本所呈現的下列這首詩，最為深入與明確。

其中「三光朝天日月星 南神北斗十三爭 八卦陰陽歸九宮 乾坤旋轉復大明」這裡面就呈現日月星晨、八卦九宮是代表了洪門的特質。又包括「本弟才疏望寬諒 八卦旋

轉鎮九宮 太極陰陽分兩儀 太極兩儀成門戶」也在呈現洪門希望透過易經與八卦來鎮九宮，也就是希望由12地支的洪棍及10天干的白扇，來領鎮九宮的草鞋。

其次，「天罡地支鎮九宮 四九三六造木楊」就是在顯示426的十二地支及415的十天罡，來領導一般會員。又「十二地支四二六 掛帥掌權定山河」即在顯示426即是元帥的職務，另「四三二職乃九宮 執掌兵權復大明 四三八職為先鋒」則顯示透過九宮(432)及九宮的旋轉所成的總合15(4+3+8=15)，來擔任洪門的武職帶兵工作。最後「四八九職二一成 開山香主統群英 坐鎮翰林陳近南 教讀洪兒千萬千」所指的489就是扮演先生、香主的角色，以教導洪門會眾為職志。

由上所述，可知天地會的組織乃從易經八卦及明代軍事陣法衍生而來，從無極虛空延生太極，太極分陰陽而成天地兩儀，兩儀分定四方成為四象，四象加上上下之陰陽對稱，而衍生成八卦，天地會便是以易經八卦分配組織職務。

洪門天地會以八卦教自詡，喜用易經八卦九宮五行的數字原理來呈現其優越性、神秘性。從以上文獻之分析是可明確的看到各行政制度的職位是以相稱的八卦九宮五行來呼應。但是無法實際體會到八卦九宮五行是如何在行政職務操作上的哲理。簡言之，是看到洪門天地會應用八卦九宮五行的表象符號，但卻看不到如何操作這些象徵符號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大膽論斷，洪門天地會之為八卦教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彰顯洪門天地會具有中華文化的周易底蘊，並以八卦圖案最為組織對外的特徵及資訊傳遞的圖騰。而不在告知會眾他們是如何周易八卦、九宮五行的原理。具體而言，周易八卦、九宮五行所生的策略價值並無在洪門天地會的經驗上呈現過。

中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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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J. DiMaggio and W. W. Powell,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 P. Hall, and R.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No. 44 (1996) .

 

[1]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 Walton H. Hamilton, “ Institution”, in Seligman, E. R. A. ed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o. 8(London: Macmillan, 1932), pp. 84-89.

 

[2] P. J. DiMaggio and W. W. Powell,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 P. Hall, and R.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No. 44 (1996), pp. 936-957 .

 

[4]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0.

 

[5] 郭承天，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論文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年會－邁向21世紀的政治學（2000年），頁183。